習近平總書記在第二屆“一帶一路”高峰論壇開幕式上的主旨演講中強調，中國將著力營造尊重知識價值的營商環境，全面完善知識產權保護的法律體系。作為知識產權的重要組成部分，著作權的保護、創造和運用對建設創新型國家意義重大。我國著作權法自1991年實施以來，對推動著作權制度建設和科技文化事業繁榮發揮了重要作用。今天，互聯網在中國得到前所未有的發展和應用，給著作權帶來很多新課題，而中國日益走近世界舞臺的中央，包括著作權在內的知識產權問題也成為我們越來越嚴峻和緊迫的挑戰，在這樣的背景下，讓著作權法更好地回應時代呼喚，是必然的選擇。

5月13日，全國政協召開雙周協商座談會，圍繞著作權法的修訂展開探討。此前，全國政協副主席汪永清率全國政協社會和法制委員會調研組，先后赴北京、湖北進行了專題調研，在委員移動履職平臺的主題議政群中，眾多委員就此進行了熱烈討論。大家把調研中發現的問題和自己的思考帶到了會上，與國家相關部委交流互動，并得到后者的積極回應。大家都希望，能夠為推進修法進程盡一份力。

在知識產權法律體系中，著作權法律關系最為復雜，涉及作品的創作者、傳播者、使用者、消費者等多個主體，如何在千頭萬緒中找到修法的目標方向，是會上關注的焦點。

呂紅兵委員認為，修法一方面應展示將改革開放進行到底的決心，增強國際社會對中國保護知識產權認識的信心，另一方面應展示中國為人類文明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的能力和實力。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知識產權研究中心名譽主任吳漢東則認為，修法要為參與建構著作權全球治理體系，為適應新一代信息技術發展提供時代制度產品，為文化強國建設提供法律保障機制。

為人類文明作貢獻，不僅需要更好地保護著作權，更需要通過完善著作權制度來促進知識與信息傳播。

在調研中，部分委員在武漢大學圖書館了解了學術論文資源的保護與利用情況，調研期間還恰逢“視覺中國”因黑洞照片的版權問題引發輿論爭議，這讓大家對通過修法促進著作權的傳播與群眾便利取得達成共識。

“不少大學師生對知網等媒體利用數據壟斷著作權傳播的做法反映強烈。”參與調研的李漢宇委員在會上說，此次修法應明確法律保護作者權利不受侵害，也要促進知識成果的共享，尤其要限制一些網絡平臺公司壟斷版權資源。劉筱敏委員認為，在互聯網環境下，任何力量都無法阻擋信息的公開、傳播和利用，她建議以開放共享的意識促進數字資源有效利用，尤其要加強圖書館數字資源的公益性服務。她還建議，對從事科學研究、教育教學，對不具有商業性質的提取作品內容進行大數據分析的科研機構、高等院校，允許有法律例外。

在調研中，委員們了解到，絕大部分作者在未成名之前，其實希望自己的作品得到廣泛傳播，而不是追求收益，這一特點在文學創作和文藝表演領域尤為突出。對此，閻曉宏委員認為，在新修訂的著作權法中，可明確國家鼓勵權利人為傳播和便捷使用放棄財產權，并納入合理使用的范疇。會上，劉寧委員還談到了民間文學作品的傳播問題，她說，著作權的保護也要充分考慮民間文學的共享性、開放性、變異性。

著作權是有專有性和獨占性的，但當開放、共享、協作成為互聯網時代的關鍵詞，就不可避免產生矛盾。

中國的互聯網用戶近9億人，互聯網運用的廣度深度在世界上絕無僅有，碰到的問題、進行的實踐都獨一無二。在調研中，委員們考察了不少互聯網企業，大家一致認為，此次修法如能建立互聯網環境下的權利保護規則，將成為引領國際的法律成果。

在工作中，北京知識產權法院副院長陳錦川對這個問題有切身體會。他說，著作權法中涉及互聯網的規定較少，導致一些新興權益無法得到法律確認。比如，在央視國際訴百度通過互聯網同步轉播春晚侵權案中，央視國際主張百度侵犯了著作權人的“其他權利”，但法院認為侵犯的是“廣播權”。陳錦川認為，修法要使著作權及其相關權能夠涵蓋各種網絡傳播方式，以充分保護權利人的利益；在立法技術上要盡量為技術發展留下空間，避免以技術手段、利用方式來界定權利。陳錦川還建議對時間戳、區塊鏈、浮水印等新技術形成的證據形式盡快明確法院的裁判標準。對此，戴紅兵委員認為最好的途徑就是對著作權權利體系進行完善，擴充人格權內容和優化財產權類型，將網絡游戲、體育賽事直播節目、人工智能創作物等等新作品形式納入保護范圍。

在閻曉宏委員看來，互聯網環境下，現行著作權法中規定的“先授權后傳播”很難實現，他建議對網絡傳播中某些單獨難以行使權利的作品實行法定許可制度，同時在網絡中實行法定許可的作品，要根據傳播情況確保其能夠獲得合理的報酬。

在這次調研中，委員們還考察了不少文博單位，大家發現，文博機構數字化上網已成為大趨勢，各種文物復制品和衍生品的生產也引發了著作權方面的爭議。“文物被‘山寨’侵權該怎么辦？文物數字化后的著作權該歸誰所有？文物衍生品創造的收益該如何分配？如何防止老祖宗留下的中國元素、符號、圖飾等變成外國企業牟利的工具？”談到這些問題，陳崎嶸委員建議關注文博業的復制、數字化和衍生品的著作權保護。

修法要著眼長遠趨勢、體現前瞻性，也要立足當下、有針對性地解決一些已形成共識的具體問題。

當前，對著作權進行集體管理是國際通行的做法，調研中，委員們發現，我國的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沒有有效發揮作用。

李前光常委說，目前我國共有五家著作權集體管理組織，音樂著作權協會是發展最好的，其他幾家雖然成立多年，但運營乏力、生存困難。這不僅因為自身管理不善，還因為法律保護的無力。

李前光說，2001年，著作權法增加了教科書和廣播電視等法定許可規定，但由于這項制度缺乏對著作權人應有的權利保障機制，使一些出版社逃避了法律規定其為權利人署名、付酬的責任，擔任稿酬收轉職能的中國文字著作權協會和中國攝影著作權協會收轉得極少，這是我國著作權集體管理的尷尬現實。為此，李前光建議完善集體管理制度，在對出版社和報刊進行年審時，要關注其違反著作權法法定許可、拒付稿酬的行為。

作為著名網絡作家，張威委員近年來一直苦于作品被盜用和侵權。“如走法律途徑，首先要做的是證明該作品確實為自己所創作。建議著作權法規定著作權登記制度，以便于作家在其作品的著作權取得、轉讓等方面能夠受到保護和確認。”張威說，他還遭遇過作品名稱被一些商家搶注，他建議著作權法與商標法銜接，對權利人進行跨界保護。

包括著作權在內的知識產權是私權，雖然作為私權的著作權問題也會成為公共問題，但絕大多數情況下著作權適用民法。張勤常委說，我國長期實行知識產權司法和行政執法“雙軌制”。與法院執法相比，行政機關民事執法的程序簡單、費用低、判案快，重在調解，事實上，全球知識產權糾紛多數以庭外和解告終。他建議明確行政機關執法的民事執法和公權執法兩種性質不同的執法方式，以及何種情況適用何種執法的判別標準。為補充法院執行庭資源不足，對法院終審判決拒不執行的，應視為危害社會公共秩序，可考慮允許當事人申請行政機關采用公權執法方式強制執行。